拯救者还是外来者？文明进程中的葛兰社群
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针对这次恐怖活动的仇恨日益上升，直接指向和扩大到一些非武装性的伊斯兰组织和社群。在西方世界，将激进的与温和的伊斯兰表达方式混为一谈的事情早已有之，但是在世贸中心被袭击之后，这种混淆有增无减。加之紧随其后入侵伊拉克，更加加剧了这种局势的恶化，因为这场匆忙上演的占领所造成的政局失控为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组织以伊斯兰的名义进行各种勾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鉴于这些负面的发展趋势，向人们展现伊斯兰的其他方面——和平的穆斯林大众们所钟爱的伊斯兰、分析这些穆斯林所做的事情、他们的社会进程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等等，显得非常重要。
上个世纪，尤其是在最后的几十年当中，整个的穆斯林世界当中掀起了一股伊斯兰的思潮。这种现象表现为大众要求更多地了解伊斯兰。土耳其的历史学家卡玛尔·卡班特（Kemal Karpat）在分析奥斯曼社会的后期时，提出了"伊斯兰的政治化1"。这种现象与此有关。这种政治化之所以会兴起，是因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伊斯兰已经成为民族独立与民族身份的标志。
伊斯兰与伊斯兰运动在现代社会当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是只有一些大事、敏感的事件发生了以后才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零星的、感性的关注不仅难以了解伊斯兰的非暴力形式，更难做出长远的分析。我们无意否认这些领域内确实存在认真的学术研究，只是想强调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很多深入的研究都缺乏必要的洞察力，令人感到遗憾。本文的目的是加强这一倍受忽视的学术研究。我们将从历史和结构两个方面对土耳其的葛兰群体进行分析，并以此来实现这个目的。我们的重点不是研究这项运动的谱系，而是关注现代化的进程以及葛兰运动在这个进程当中所取得的成就2。
"文明的进程"
民族国家的发展对理解现代社会非常重要。在提出国家形成进程的理论化和将这一理论融入个例方面，有一个人独步千古，此人就是社会学家诺博特·伊利亚斯（Norbert Elias）。他完成了一本独特的辉煌巨著《文明的进程》(1939)。本文的理论主要来自于这本书。
伊利亚斯对文明进程的分析，在历史细节方面复杂机巧、引人入胜，而在理论的脉络方面却又简洁明了、清晰可辨。数学家约翰·纳什为博弈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包括他的"纳什平衡"），而伊利亚斯为社会学所作的贡献则可以与之相媲美。伊利亚斯借助于为数不多的几个理论分析支点，对最为复杂的社会进程进行了解释。他有关欧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是政权的垄断3。自从十二世纪末期以来，就有一股对税收和暴力手段进行垄断的趋势。现代的中央集权与中世纪所盛行的封建制度和权力分散截然不同。社会分工的不断加强、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深，致使经济利益增加、成长中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这种变化成为可能。在中世纪的初期，欧洲形形色色的独立政权有500个左右，而到了十二世纪初期，这个数目锐减到25个4。税收和暴力手段的垄断在刺激主权国家的国力增长的同时也减少了主权国家的数量，这是现代欧洲文明发展的主要方面。
权力垄断进程，或者说终极政治主权发展中一个决定性方面是"绝对君主国"时期。其经典例证就是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乃至法国革命时期的法国。这一时期，尤其是路易十四(1643-1715)统治期间，是伊利亚斯的另外一本著作《宫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 (1933)】》的主题5。这些都是现代法国政权巩固的重要形成时期，形成了重要的政治管理组织、大范围的力量延伸机构和严格分明的国土边界。伊利亚斯这样总结这一"群星灿烂"的时期说：
如果有人问，在一个差异巨大的社会中，各种相互依赖的社会职能高度均衡地分布着，何以会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群星灿烂的现象，可以总结为以下原则：当最为重要的功能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权力得到了均衡地分配、既不会出现决定性的妥协又不会出现决定性的冲突，这时，这个差异巨大的社会当中就会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
所谓的"皇室机制"就是指这种比喻。实际上，中央集权兼得了"绝对"君主国的理想社会权力和如群星灿烂般的各种社会力量6。这里所说的"重要职能集团"是指主要的社会阶级或者地位集团。伊利亚斯分析指出，政权的变化与阶级与地位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化密切相关。伊利亚斯的分析有一个特点，他认为，只要主要的阶级——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互相对抗、互相竞争，他们也会互相影响、互相吸引。在"新的"阶级和"老的"或者已有阶级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的尤为突出。品位、礼仪和文化代表着新上升的阶层从上面阶层那里继承过去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时期，关注的焦点在与贵族有关的中间阶层上，到了后来，人们开始关注中间阶层中的那些从事专业技能和商业的中下阶层和工人阶层。伊利亚斯之所以强调国家政权的形成和阶层形成过程中的变化是一个"文明"的进程，是因为他的分析是与个人人格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密切结合的7。他的理论重点是，由于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权利被国家所垄断，那么每个主权政治单元的国界之内的社会关系将会变得更为和平。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响，他提出了一套关于自我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攻击的内化（internalization of aggression）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进程当中，现代欧洲成为一个人，这个人比较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无论这种情感是欲望还是攻击的冲动；他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更为清醒；他更为尽职尽责，性情也更加焦躁不安。
伊利亚斯有一篇题为《我们－我平衡中的变化》（伊利亚斯1991）的论文，写于《文明的进程》之后的五十年。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就是个人；"我们"就是对个人的社会融合与归属感都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社会集团单元。在现代之前或者之初，家庭、村庄、当地社群或者部落是个人的最为有效或者说独立的"生存单元"。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社会变得复杂化，日益依赖于不断延伸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家庭与部落失去了其重要性。"独立生存单元"的身份转向了民族国家。占据主流的"我们"身份意识将会影响"我"的身份特性——这种身份的清晰度或者独立程度。个人自治——个人主义——在一个家庭与部落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并不明显，而在一个融入民族国家的社会当中则比较明显。德国的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儿（George Simmel8）在他著名的论文《陌生人9》中以浓缩的形式描述了个人与其环境的关系的组织中的亲近与疏远的辩证关系，如，一方面要融入一个当地的比较亲密的群体，另一方面又要融入一个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其能力不足以分享当地人的历史和私人生活经历，所以共同经历的范围大为缩水，只限于一些一般事务，如那些很多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可以共知共为的事情。曾经建立在亲密的个人关系之上的生活经历现在则变得普通而又默默无闻。在这个进程当中，共有的宇宙变得更为抽象10。
齐美儿所描述的"陌生人"不是那种"今天来、明天走"的人，而是"今天来、明天住"的人，这只是对更广阔的都市环境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的一种符号式表达而已，所以，也可以解读为对现代社会当中人际关系的所发生的变化的贴切描述。在一个通过民族国家而完成的社会融合所主导的现代环境中，要做一个个人，一个我，与在一个当地社群、一个家庭或者部落作一个人，是大不相同的。
土耳其：营建中的民族
基于以上所述，土耳其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这样来总结：土耳其传统上基于地方和部落群体的政治权力结构现在正在分崩离析，但是这个社会中新型网络和相互依存关系也开始缓慢地上路了。土耳其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国家水平的社会融合程度还是相对比较低。
现代化在土耳其开始于19世纪，当时政权的巩固还要依赖于地方的势力集团（如部落）。如上所讨论，现代国家被描述为垄断了暴力手段和税收的机构。但是现代国家的构成不仅仅是军队、警察和税收官员，还有复杂的互助关系网络、不同水平的基层组织、司法体制、政治代表、以及行之有效的市民社会。土耳其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走了漫长的道路，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但是她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
在土耳其案例中，国家和个人的融合遭受了双重挫折。首先，国家并没有通过机构网络和基层组织有效地融合公民。其次，国家经常通过各种压制手段来阻止公民的积极性。再加上经济状况低迷、政府软弱无能、无力解决紧急的社会、经济和区域内的问题，其结果是公民对政权缺乏信心。
由于日常生活缺乏保护，由此引发的效应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总结为家庭关系中的"拖拉效应11"。在土耳其，很多情况下，个人对待家人时多具"我们"意识，而对于国家则不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以传统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这一点最近的土耳其家庭关系研究已有阐明12。即使如此，土耳其人依然更眷恋家庭，这一点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些欧洲国家中，个人对公共机构更具有"我们"的感情。
这种与国家的疏离感所引发的另外一个效应就是各种不同的中间调和网络。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葛兰式的宗教运动取得了重要性。本文的撰写目的是要说明，如果公共机构不能够融合国民，寻求其他的组织或者群体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必要性就增加了。以下的讨论将要分析葛兰运动在这个问题当中的背景。
信任与不信任
在与年轻的伊斯兰行动主义者们进行谈话时，一个经常提到的话题就是当代社会缺乏信任。我曾经在2000年初采访过葛兰学校中的一个女教师，她表达了对人际关系透明的愿望。她说：
我想上大学的原因是我迫切期望摆脱我的家乡。我和当地的人们无法相处。我觉得他们太平庸、太粗俗。他们唯一要干的事情就是造谣打架、相互拆台。他们的话题无聊透顶，长期以来我一直想着上大学，以便获得机会学习并提高我的思想。
她的梦想实现了，她进入了土耳其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然而，她追求更高道德标准的愿望受到了打击。
在大学的宿舍中，我观察自己的舍友们，发现他们还是太庸俗、太势利。我没有找到我所想要的那种真诚。友谊关系一直都很肤浅。
人们无缘无故地撒谎。比如，有一次我假期回老家和另外一个朋友同行。在大巴车上她和旁边的女士聊天，那个女人问了一些她在哪里上学之类的话。她的朋友本来是在心理学系，但是她告诉那位女士说她在公共管理（政治科学）系。后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说。那位女士要是发现了实情岂不是很难堪吗？她说不会的，似乎根本就不在乎。在她看来这个旅伴根本就不可能发现实情。但是，在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何必撒谎呢？我的确很讨厌这样的做法。可能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我转而寻求宗教13。
像上面这样的琐碎的生活经历，以及每日媒体上报道的公共机构和私人企业里面的种种不同层次的滥用权力事件，很容易让人对这个社会形成缺乏信任的印象。上述这位年轻教师的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建设基本的社会信任，或者说"前契约团结14"。在这样的社会秩序当中充斥着不安全感（也许家庭和商业伙伴关系除外）。无论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的这种愤怒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社会秩序的反抗。一个组织合理、秩序井然的社会必然要有一个基石，这个基石就是诚实的伦理观。如果没有这个基石，整个现代化工程都要滞后或者变味。通过强调诚实的必要性，这位葛兰社群的追随者呼吁，不仅要实现与宗教有关的伦理观，而且要实现更为先进的文明和现代化工程所必须的价值观。
是社群，不是教团
葛兰社群是一种社会网络，不是传统的妥里格提（tarikats，苏非教团）。光明运动的奠基人赛义德·努尔西的思想遗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在组织原则方面。赛义德·努尔西所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我们的时代不是教团的时代"对葛兰社群审视自我、展现自我的方式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葛兰运动聚结了各种社会网络，以四大系列活动为中心：商业企业、教育机构、出版媒体和宗教会议（如对话会议）。这些准组织当中没有一个具有以家庭和/或者部落关系为基础的特色，都是一些比较独立的个人在自愿而又积极地参与。在这些社会组织中所培育出来的"我们"意识，和针对家人与亲戚的"我们"意识是不同的。比如，在任何一个家庭成员、亲戚和/或者同乡所组成的团体中，主导团结的是以公开竞争为基础的效率。这些竞争既有商业领域的也有教育机构内部的。在国外展开的活动中，这种"我"的导向也许最为明显，但是在土耳其国内，葛兰的追随者们当中，这种导向也很明显。据我所观察，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家庭式的忠诚，而是学校里的专业成就和商业企业的贡献。家庭作为婚姻和抚育子女的机构受到强烈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葛兰社群是传统与保守观念的传递者——但是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有着明显的区别。每个中亚国家都招募了很多年轻人当教师、总监、企业家/员工，他们都是自愿前往的。在职业生涯方面，他们看重的是能够与葛兰社群共事的机会。这当中既有对个人职业的憧憬期望，也有对宗教社群自身的目标实现的愿望。在商业领域，必须遵守市场原理，竞争乃是游戏规则。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教育活动中，都非常重视竞争。正是因为如此，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将其它更为原始的宗教社群远远抛在了后面，一路遥遥领先。以阿拉维（Alevi）社群为例。这个社群中，家庭相关依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5。相比之下，葛兰的运动中渗透着竞争意识，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企业之间、学校之间。这种竞争行为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利润和更好的教学成果。这种干劲背后的支撑力量乃是一种世俗的苦修原则，一种信念之上的伦理观，即，一个真正的信士应当奋斗不息、应当经常问自己："我能够（为我的主）做什么？
在葛兰运动中这样的竞争精神不胜枚举：2001年春天，我在比什凯克遇到了学习电影专业的年轻人，他们坦承自己不够现实，但是毫无疑问充满了热情。他们当时在制作一些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电影短片，用于慈善目的，但是他们也梦想能够成为驰骋国际电影界的制片人，希望能够到史蒂文·斯皮尔博格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制片厂当学徒。我在Osj还见到一些老师，他们夜以继日地向城市周边的每个小镇和村庄里的学校分发入学考试题。他们大量地招生，以和本地区其他的葛兰学校展开竞争，尤其是和吉尔吉斯斯坦其他的公立和私立的学校展开竞争，以招揽最好的生源。
在一个弥漫着无处不在的个人竞争意识的社群中，这种个人的"我"的意识，要比家庭或者亲情网络中所蕴含的个人意识更为抽象和宽泛，在更大程度上符合民族国家的我们－我关系特征。可以看作是一种居于中间类型，向前迈进了一步，更加坚定地融入现代福利国家的公共机构。
诚然，葛兰社群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伊利亚斯所定义的那种"生存单元"，但是可以看作是一块希望的土壤、一个过渡带，可以培育出一些有利于转变为一个完善的福利国家的价值观和身份意识。
文本
读书是葛兰社群的特点，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可以体现出来。当然，大多数复兴主义集团都强调阅读经典的重要性，但是这通常都是指一些礼仪性的活动，如念"孜克尔"（zikir，赞词——译者注）或者跳"塞末（sema）" 16舞。在葛兰的追随者们当中，书面文字相对而言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们避免其他形式的身体礼仪，所以，可以说他们在宗教操行上更具有知识分子的特点，这一点不同于土耳其境内的其他伊斯兰社群17。这一点与葛兰社群内普遍存在的我们－我身份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现代生活的一大特点是，个人成为了数量日多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对于个人而言，其结果就是各种网络的多个不同层面的合成体。这些网络涉及到家庭、职业生活、栖居、乡土情感、教育、情趣爱好，等等。这种合成体既是一种统一的表达方式，又是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同层面的熔合，同时又使个人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层面。
葛兰社群所发行的出版物（不仅有赛义德·努尔西和葛兰的作品，还有大量的其他著作，包括日报Zaman）的发行对象是生活当中各行各业的人。这些文本提供了一个平台，将共同的价值观和身份意识进行了综合并提升到一个抽象的高度，比分散的家庭、职业和地方网络的表达方式更前进了一步。从这个角度来看，类似于葛兰社群这样的宗教社群正在为身份意识的形成铺平道路，而这一点却又和发达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完全合拍。
教育
如果从现代教育的成就来看，上述的社群模式就显得更为明显。学校和大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培育我们－我平衡意识的有力工具。公立学校（公众监督的私立学校）招生的依据是每个个人都有学习的权利（平等主义价值观）和能力（精英思想）。无论是平等主义还是精英主义思想主导，其核心都是不太强调我们的个人主义（"我"的意识）。葛兰运动如此强调教育，他们对价值观和身份意识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价值观和身份意识将会在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营建过程中使其根基更为深厚牢固。
一个局外的社群
诺博特·伊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指出了一种方向，但是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强调这个进程当中存在一种强制的力量（独立于理性规划之外），但是这种强调并不排除一些障碍的存在。任何一个社会进程都有可能被一些干扰性的历史因素打断或者扭转。在我们－我的意识平衡中，长期的变化进程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伊利亚斯曾在著作中提到民族国家营建过程遇到的障碍：
...这种个性化的范围与模式，将会因为国家的结构，尤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国家机器与公民之间的权力分布状况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东方的独裁国家，情况类似于任何一个政权，国家将个体公民控制地非常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利互惠关系非常薄弱，公民的决策权以及个性化的可能性都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公众生活当中，外部控制远远大于个人的自我控制。自制常常被当作是个人私事。即使在这个领域，也由于国家对信息、教育、集会与结社权利的垄断，个性化无法长足发展.18。
土耳其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障碍乃是"根深蒂固者与外来人"之间关系的形成19，即人们对葛兰运动的关切的社会表现形式。这个宗教社群的确特别重视现代发展，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土耳其社会的当权者们20对他们进行打压，使之成为主流之外的外来者。
伊利亚斯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英格兰莱斯特市的郊区社群做了一次实证主义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详述了有关根深蒂固者和外来者的理论21。伊利亚斯的发现是，虽然在阶级、种族、民族和人种方面没有重大差异，但是这个社群中在当地生活了好几代人的那一部分（这部分人已经发展出了良好的社会网络），和这个社群中的一些后来迁入的那一部分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线。莱斯特研究成为不考虑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方面的影响、而只是深入分析运作机制的一个有意义的案例。其余的就是一些与权利、地位、资产等有关的一些因素，而权利、地位和资产则是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网络自身所产生的结果。伊利亚斯强调"时间"维度的重要性，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群体会发展成为完整的网络。
新来者们会对原有的凝聚力和秩序构成威胁，这将为这个更为强大的群体提供一种特殊的"魅力"，乃至最终的地位和权力。为了保护根深蒂固者们的完整性，他们总是对新来者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关于这方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描述：新来者们"无礼无德"，意思是他们不尊重和服从原有群体的各种规则规范；或者把他们划分为劣等，因为他们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从社会关系上都是不纯洁的。在莱斯特案例中，与现实情况相反的是，"外来"的新迁入者们的犯罪率更高。新建的居民区被斥之为贼窝。
的确，伊利亚斯分析认为根深蒂固者与外来者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他们的关系代表一种喻意。根深蒂固者与外来者们之间的角色的落定乃是不断进行的权力平衡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可能更多地体现为静态的，或者也有可能发展成为暴力对抗。然而，在整个贬斥的过程中也有着一种特殊的集体赞扬与谴责性臆断（第34页）。这些谴责性臆断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历时性和发展性。
伊利亚斯认为，这种关于根深蒂固者与外来者的理论不仅仅适用于小群体，而且也适用于分析民族国家，或者全球范围内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如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
土耳其社会的根深蒂固阶层和葛兰社群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根深蒂固者与外来者之间的关系。下文中我将讨论做出这种理论角度选择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对葛兰社群存在者大量的贬斥言论和诬蔑行为。为了了解这种"集体谴责性臆断"，现从土耳其媒体的一些报道和专栏当中抽举数例。1999年六月份发生的特殊葛兰危机曾经高度吸引公众的关注。
葛兰向来都处于土耳其当局的压制之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1971年三月12日的军事干预之后他曾经入狱数个月，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此之后，葛兰行事一直很低调。然而还有很多其他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在奥扎时期，从1983年奥扎担任总理开始到1993年奥扎在担任总统期间去世，在这一段时间内，压力有所减轻。在此期间，葛兰社群甚至获得了认可，他们在中亚的学校项目都得到了支持。1995年选举之后，福利党于1996年6月上台执政，风向大变。随着图尔固特·奥扎的离去，政治峰顶的权力平衡又转向了军方。1997年二月二十八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了一项著名的决定，对执政的福利党/真理道路党政府提出了很多要求，并最终导致五个月后总理耐克麦廷·艾尔巴坎辞职。
1999年6月，一些有葛兰讲话内容的录像带在一些主要的电视频道播出以后，这场政治斗争也波及到了葛兰。在6月18日首次播出以后，这些录相带成为热议的话题，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都参与其中。
对葛兰的指控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1、法土拉·葛兰正在试图渗透一些重要的国家部门，如司法、公安和军队。
2、如此渗透的目的是为攫取国家政权而铺平道路。
3、这种为最终掌握国家政权而做的斗争长期以来一直都在秘密进行。
4、法土拉·葛兰的策略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假装拥护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以及现政权，但是实际上他们则一直在为伊斯兰革命而做准备。
5、葛兰令人担忧的地方是，他一直都在技巧娴熟地向公众掩盖自己的目的。
6、法土拉·葛兰控制着大笔资金。这些钱都如何花掉乃至用在何处都不得而知。由于他住在美国，这表明他受到了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持（来破坏他的祖国土耳其的利益）。
7、那些学校、宿舍和如家园般舒适的学生用房都是以葛兰的名义建造的，学生们则被迫接受他的思想灌输（被洗脑）。
8、无论是库尔德人的"恐怖主义组织"PKK和阿布都拉·奥卡兰，还是福利党及其好战的煽动者埃乌凯·伊尔玛兹（Íevket Yılmaz），他们对政权威胁都赶不上葛兰和他的追随者们。与葛兰的诡秘相比，福利党的公开行动还算是比较好的22。
媒体的这些报道都是得到权力高层的指使的，其中有国家安全法庭的提诉人努·米特·玉可赛（Nuh Mete Yüksel）。他曾经提出控诉法土拉·葛兰的诉讼，要求判处被告死刑23。
对于那些了解葛兰的支持者和他们的活动的人来说，这些报道既难以理解又让人难以接受。他的蔑视与憎恨从何而来？这个宗教社群向来以其建设性的教育机构、以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忠诚、以其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努力而闻名于世，何以会受到如此铺头盖脸攻击？
诺博特·伊利亚斯在分析莱斯特的郊区社群时评论说，在公众舆论和当地的居民看来，各个亚社群之间的敌意总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两个群体的社会背景之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差异，所以他们之间的争议让人非常难以理解。葛兰社群和土耳其社会的根深蒂固者们之间的对比，以及莱斯特市的根深蒂固者们和外来者们之间的对比是有成效的，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二个理由：也就是这两个案例中冲突双方在阶级、民族和种族归属方面的相对相似性。就阶级而言，葛兰的追随者们对社会灵活性的要求很强烈，从性质上来说，他们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这说明葛兰运动的社会经济成分与政府精英们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在民族与信仰属性方面也一样，葛兰的追随者们主要是土耳其人，不是库尔德人；在宗教属性方面他们和根深蒂固者们一样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不是阿拉维派。
根深蒂固者与外来者们之间关系的一个特色是，两个群体在他们的社会经济、民族和种族背景方面越是相似，他们之间的敌意就会越大。当经济需求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已经被完美地解决了之后，他们之间的贬斥反而会更加强烈。这两项结论都适合于葛兰社群。他们在社会与经济背景方面与根深蒂固者们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关于根深蒂固者与外来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也适合于我们目前对葛兰社群的讨论，这就是，根深蒂固者们越是相信他们受到了外来者们的威胁，他们就越是感受到一种压力迫使他们遵循规则规范、集结起来支持一些禁忌，并进行集体谴责臆断。在葛兰案例中，这个社群进行了十年的密集活动之后招致了一场针对他们的批判运动。人们如何被迫屈从于压力，从他们从事斗争的方式当中可见一斑，这使得反击指控变得非常困难。首先，无法获得消息的来源，因为他们采用的是秘密的方式。所以无法对指控提出质疑。更有甚者，指控的内容——推翻世俗的民主政权——的确让人触目惊心。他们所持的逻辑是，每一个头脑清醒的公民都必然会反对任何集团对国家政权进行颠覆破坏。所以，他们的意思是，凡是忠于土耳其共和国的人都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其结果是，人们之间猜忌加深，甚至有人害怕互相接触。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督促政治领导人苏来曼·德密莱尔和布莱恩特·埃斯韦迅速退回他们早些时候从葛兰基金会获得的荣誉奖章24。
作为"错误意识形态"的宗教
宗教的作用如何？土耳其的根深蒂固者们和葛兰社群之间的敌意难道不是对宗教教义的不同阐释——世俗主义与持伊斯兰复兴思想的行动主义——所造成的吗？似乎是这样的，但是我的观点是，教义的阐释和操行的遵守还不足以引起根深蒂固者们的敌对情绪，因为对葛兰社群的伊斯兰思想的解读，与逊尼派的伊斯兰思想并没有大的不同。葛兰并没有主张任何极端的乃至异端的伊斯兰教义，而只是遵循传统的、逊尼派中哈乃菲派对宗教传统的理解。所以个中原因不是教义阐释，而是这个新兴社群的存在，他们满怀着宗教热情，要求在公众领域当中谋得地位，是这一点惹恼了根深蒂固者们。这项新的元素被当作是一股无礼无德的力量，一个挑战现有价值观和体制、对现有的权力体系构成威胁的力量。所以冲突的根源并非宗教。不仅如此，宗教还被当作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来转嫁真正的威胁。从根深蒂固者－外来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现有的权力平衡地位体系都到了威胁。我们应当明白，一旦权位体系处于危险之中，那些通过权位来解释自己身份的人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焦虑。
外来者的内化
在莱斯特案例的研究当中，伊利亚斯观察发现，受到贬斥的外来者们所做出的反应各有不同。小到漠然视之，大到激烈好斗，或者说，从纹丝不动到公开斗争，各种反应都有。在葛兰案例中，主要是纹丝不动的反应，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令人瘫痪的冷漠"所导致的纹丝不动。相反，葛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们赋予了行动主义以强大的人性。在政治方面，他们的姿态非常低调，态度温和，并与拍马溜须者保持界限。但是在市场上和在教育界，他们则有着永不疲惫的干劲。
这种纹丝不动很明显是1999年六月危机期间出现的。为了反驳这些指控并发动反击，葛兰社群的大多数代表都采取了守势：录像带是剪接出来的；其中的很多镜头都是断章取义的；这种攻击是一个阴谋；葛兰社群绝对没有隐藏任何秘密组织；总体来说，这些指控没有任何依据。
不仅仅是在1999年六月份的危机时刻，即便是在平常，葛兰社群都表现得缺乏坚定不移的自信。这个社群的支持者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批评。他们不批评其他的宗教社群，不批评任何公共部门，包括军队与政府以及国家的官僚机构，也不批评任何个人的职业或者个人生活，甚至都不批评自己的社群成员和领导人。
当然，避免批评和严厉的态度是一种美德，有助于建设新的社会关系。但是，如果对自己的团队也缺乏批评，则会被看作是安于现状和变相的自夸，这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从根深蒂固者－外来者关系的角度来看，缺乏批评和对当权者的问责制，就意味着接受他们对不公平关系的定义。通过服从和忠于现行的制度，一个人可以接受外来者的角色，甚至将这个位置内化为他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态度有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这有可能抵消该群体或运动在其他方面所代表的东西。在葛兰社群的案例中，这种东西就是文明进程中的调和力量。
结束语
社会学家诺博特·伊利亚斯的一大优点是，他指出了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同时还强调了政权结构的转型，并结合个人水平的变化对此进行了理论论述。尽管他认识到在"文明的进程"中，个人已经变得日益自治，但是还是强调个人在社会背景中的重要性。现代社会中，尽管个人自治程度很高，个人有可能显得"我们少而我多"，但是个人始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从伊利亚斯的文明化进程来看，一些社会喻意对于个人身份来说要比其他的东西来的更为重要。在前现代社会，家庭、社群、村落、甚至部落都是"生存单元"。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作用则被民族国家取代了。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一个平坦顺利的过程。障碍和挫折非常常见。在这种情况下，伊利亚斯建议采取"拖拉效应"的方式，即，来自前一个社会喻意的生存单位应当继续发挥作用，为个人充当那个重要的"我们"，即便是整个社会转型已经超越那个发展阶段，也应当如此。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还不能充分满足社会需求的国度，家庭的作用依然很强盛。
根据这一理论，我认为土耳其就是一个民族国家还不能充分凝聚其国民的国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贫困、教育、民族与宗教差异——国民当中有很大的几个部分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机构依然存在着疏离感。这种疏离感经常从民族以及地方和家庭的纽带那里得到补偿，用伊利亚斯的话来说，这就是"拖拉效应"。然而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网络，不但没有拖拉效应，还发挥着调解者的作用。本文所进行的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表明，葛兰运动具有这方面的潜力。在强调、阐释和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时，该运动在个人自治的水平上帮助形成解决方案，从而为个人的发展和融入现代民族国家铺平道路。然而在这一发展进程当中，也会出现阻力。阻力之一就是根深蒂固者－外来者关系的形成。在被贬斥为外来者之后，葛兰社群失去了很多发展潜力。另外，通过服从现有的权力平衡体系、不和任何霸权翻脸，这样的斗争方式，葛兰社群实际上又抵消了自己作为一个拯救者的作用，而这却恰恰又是它的行动主义哲学所渴望实现的角色。
实际上，葛兰社群面临着一个困境：无论是虔诚正直还是放任自流，都不能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间。更何况穆斯林还有一个暴力制造者的脸谱。任何热衷于打造更为开放社会的社会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们与以伊斯兰的名义而犯下的暴力行为的联系，不亚于基督教的自由福音派与恶魔行为的联系。
Endnotes
1. Kemal Karpat: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State, Faith, and Community in the Late Ottoman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1).
2. For a fuller account of my field studies of the Gülen movement, see Elisabeth Özdalga: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Fethullah Gülen. Three Women Teachers Tell Their Stories," in Hakan Yavuz and John Esposito eds.: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The Gülen Movement,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Syracuse, 2003), 85-114, and Elisabeth Özdalga: Worldly Asceticism in Islamic Casting: Fethullah Gülen's Inspired Piety and Asceticism, Critique, No. 17, Fall 2000, 83-104. See also Hakan Yavuz: Islam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Turk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3) (especially chapter 8, 179-206); and Bayram Balci: Fethullah Gülen's Missionary School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ir Role in the Spreading of Turkism and Islam,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Vol. 31, No. 2, 2003, 151-77.
3. The mechanism of monopoly formation is summarized by Elias in the following way: "if, in a major social unit, — so the mechanism may be roughly summarized — a large number of the smaller social units which, through their interdependence, constitute the larger one, are of roughly equal social power and are thus able to compete freely — unhampered by pre-existing monopolies — for the means to social power, i.e. primarily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production, the probability is high that some will be victorious and others vanquished, and that gradually as a result, fewer and fewer will control more and more opportunities, and more and more units will be eliminated from the competition, becom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ependent on an ever-decreasing number. The human figuration caught up in this movement will therefore, unless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re taken, approach a state in which all opportunities are controlled by a single authority: a system with open opportunities has become a system with closed opportunities" (author's italics). See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2), 106.
4. 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92).
5. The Court Society was Norbert Elias's Habilitationsschrift, which he finished just before leaving Germany in 1933. The work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1969 (Basil Blackwell, Oxford).
6. Author's italics, Elias 1969, 170-1.
7. Norbert Elias'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consists of two volumes: the first entitled The History of Manners and the second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8. Norbert Elias was raised in the German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radition, where George Simmel (d. 1917) had been a leading and colourful figure. During the 1920s when Elias worked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rankfurt University — housed in the building of Horkheimer's renowned "Frankfurt Institute" (the "Marxburg") — he worked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Karl Mannheim and Max Weber's brother, Alfred, and his widow, Marianne Weber.
9. "The Stranger" was written in 1908. The reference here is to Kurt H. Wolff: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Free Press: New York, 1950), 402-8.
10. In George Simmel's words: ". . . the proportion of nearness and remoteness which gives the stranger the character of objectivity, also finds practical expression in the more abstract nature of the relation to him. That is, with the stranger one has only certain more general qualities in common, whereas the relation to more organically connected persons is based on the commonness of specific differences from merely general features. In fact, all somehow personal relations follow this scheme in various patterns." (Wolff, ibid., 405).
11. Elias describes the drag effect in the following way: "In studying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we repeatedly come across a constellation in which the dynamic of unplanned social processes is tending to advance beyond a given stage towards another, which may be higher or lower, while the people affected by this change cling to the earlier stage in their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eir social habitus. It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social shift and the deep-rootedness and therefore the resistance of the social habitus whether — and how quickly — the dynamic of the unplanned social process brings about a more or less radical restructuring of his habitus, or whether the social habitus of individuals successfully opposes the social dynamic, either by slowing it down or blocking it entirely" (Elias 1991, 211). The examples Elias gives in relation to this definition are the separate European nation states in relat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or a future "European continental state," but the same kind of drag effect also occurs i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family-based and nation state-based societies, in which case the role of the family lingers on, in spite of the break-up of traditional family-reproducing structures.
12. See, for example, Sema Erder, "Urban Mi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Kinship Network: The Case of Istanbul," in Rita Liljeström and Elisabeth Özdalga eds.: Autonomy and Dependence in the Family: Turkey and Sweden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RoutledgeCurzon: London, 2002). Sema Erder gives a clos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hange in family relationships. The family, in combination with enlarged quasi-kinship relationships, preserves its importance as a survival unit for newcomers, especially in big cities like Istanbul, Ankara, Izmir and Adana.
13. For a fuller report on the interview, see Elisabeth Özdalga: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Fethullah Gülen. Three Women Teachers Tell Their Stories," in Hakan Yavuz and John Esposito eds.: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The Gülen Movement,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Syracuse, 2003), 85-114.
14. The following quotation from the well-known contemporary sociologist Randall Collins may shed more light on the ideas conveyed in this discussion: "What is crucial . . . is the fact that this shift to a highly contractual society went along with a change in the realm of 'precontractual solidarity.' The capitalist takeoff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ere accompanied by a religious revolution. This leads us to a famous argument of Max Weber concerning the way in which the Protestant ethic affecte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is is actually a more complex theory than it is usually taken to be, but the only point that need detain us is that the Protestant type of religious morality motivated businesspeople to be honest, to stop cheating their customers, perhaps even to cease being concerned with purely worldly profits. The religious revolution, in short, created pockets of trust within a society that had long been used to an atmosphere of economic distrust. It was in these pockets that a new, contractual economy could build up and eventually spread to take over the world," Randall Collins, Sociological Insight. An Introduction of Non-obvious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82), 21.
15. See David Shankland; The Alevis in Turkey. The emergence of a secular Islamic tradition, (RoutledgeCurzon: London, 2003). In this anthropological study, the Alevi community in one area in inner Anatolia is mirrored through the social networks of their Sunni neighbours. There is a strik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where the Sunnis are characterized by much greater involvement in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than the Alevis.
16. Zikir means recollection of the name of Allah, sema is a kind of ritual dance. The "dance" performed by the Mevlana dervishes, the whirling dervishes, is the prototype of a sema ceremony.
17. For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for a young Gülen adherent, see Elisabeth Özdalga: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Fethullah Gülen. Three Women Teachers Tell Their Stories," in Hakan Yavuz and John Esposito eds.: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The Gülen Movement,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5-114.
18. Norbert Elias: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91), 181.
19. Norbert Elias and John L. Scotson,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4). Other scholars have also been attracted by Elias's theory in relation to their analys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ularists and Islamists in Turkey. See Philip W. Sutton and Stephen Vertigans,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Challenging Outsiders: Resurgent Islam in Secular Turkey",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Vol. 3, No. 1 (Summer 2002), 58- 78. While my own analysis concerns a limited aspect of the Islamic movement in Turkey, Sutton and Vertigans try to integrate the whole movement of "resurgent Islam in Secular Turkey" into Elias's and Scotson's theory. In this respect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authors overstate their case, since one had better "read" and apply Elias's and Scotson's theory in a more impressionistic way to larger social structures than local communities (the original empirical material underlying Elias's and Scotson's theory was based on an urban community study), and put the focus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ather than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two groups as separate collectives.
20. The leading groups within the establishment consist of the military, the bureaucratic elite, the 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 academia, prominent media corporations, and part of the business elite.
21. The first book was published in 1965. Ten years later a theoretical essay was added to the Dutch edition of this study. The 1994 edition referred to i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of the original Dutch version of Elias's introduction: "A Theoretical Essay on Established and Outsider Relations" (Elias, 1994, ix).
22. The items making up this "collective blame fantasy" are paraphrased from news reports, editorials (including many of the most prominent columnists), and other articles in almost all widely circulated Turkish dailies in June 1999, such as Star, Cumhuriyet, Hürriyet, Sabah, and Akßam.
23. The daily Cumhuriyet 21.6.1999.
24. Hürriyet 20.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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