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鄂圖曼

一位真正虔誠的信仰者有可能與其他宗教的信徒和無信仰者保持良好的關係嗎?更進一步來說,您能一直對新思想和新的思考方式保持開放的胸襟嗎?

現年六十七歲的土耳其宗教家,也是知名作家和理論家─法土拉.葛蘭已將其畢生多數心力奉獻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儘管流亡在外,身臥費城郊區的病榻上,他仍領導著一個受到蘇非思想啟發的全球運動。他倡導伊斯蘭思想的開放品牌;而如同伊朗的伊斯蘭哲學家-賽伊德.侯賽因.納賽爾(Seyyed Hossein Nasr)與阿布杜勒卡利姆.索羅許(Abdolkarim Soroush),他對現代科學亦相當著迷;《活泉》(Fountain)即為其所出版之英語科學雜誌。然而不同於那些受西方訓練的伊朗學者,葛蘭生平的大半時光都花在土耳其(儘管土耳其自凱末爾在世界第一次大戰後建立共和之後已成為世俗國家,但基本上仍然是個人口多半信奉伊斯蘭的穆斯林國家)的宗教和政治機構上。

身為一位虔誠的知識份子,葛蘭及其運動不尋常地同時擅常於科技、行銷及跨國企業。尤有甚者,他們更精通於現代通訊與公共關係─葛蘭儼然一位電視傳道人,運用上述種種媒介吸引人們皈依。而他亦如西方的名人一般,小心翼翼地經營其公共曝光率─他經常只將訪談保留給他所能信賴的人。

葛蘭的許多追隨者皆來自於土耳其胸懷大志的中產階級。當宗教自由搖搖擺擺地降臨土耳其時,葛蘭再三向其追隨者保證,他們定能將凱末爾共和政體之國家─民族主義者的信念與雖然傳統但富彈性的伊斯蘭信仰結合在一起。他也將地方的中產階級與已被凱末爾及其「凱末爾主義份子」(Kemalist)的繼承者諷刺為神權的鄂圖曼傳統結合在一起。伊斯蘭哲學上首屈一指的學者奧利佛.里曼(Oliver Leaman)說,葛蘭的思想是土耳其(尤其是鄂圖曼帝國末期和共和之初)歷史的產物。他稱葛蘭的方法是「稀釋的伊斯蘭」(Islam-lite)。

土耳其國內外已有上百萬人受到葛蘭超過六十本的著作及其演講的錄音帶和錄影所感動。其中原因摻雜著葛蘭獨特的魅力、良好的組織力及其打動人心的訊息。葛蘭所倡導的是讓人生活在現代世界的同時,也能擁抱如信仰真主和社群責任等傳統價值─而這個訊息也已在土耳其獲得廣大迴響。

葛蘭(右圖)堅稱他不是蘇非領袖,然而他的思想卻的確受到蘇非思想的影響。例如:他曾說一個讀者若想真正瞭解《古蘭經》,就須將其心靈和智力同時灌注在其中。他的另一個得自蘇非思想的信念是,真主、人類及自然世界是環環相扣的,它們各是一個單獨整體的一部分,三個部分合組成一個完整的宇宙。而這個思想已衍生出實際的結果。例如,它建議信仰者要熱愛與尊重人類和自然世界如同其對待真主一般。它亦指出沒有一個人應該被看作局外人,因此葛蘭強調所有宗教的信徒和無信仰者之間的友誼。

《土耳其伊斯蘭與世俗國家》(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的聯合編輯哈康.亞伍茲(Hakan Yavuz)說:葛蘭運動將一些小團體組合成一個網絡,此網絡約由五百萬個懷抱相同志願的義工和認同其理念者所組成,並非一個有位階或正式會員制的組織。有些人說他們更像一個不偏離葛蘭教誨的教派。該網絡的貢獻在於他們的運動創辦了許多報刊,成立了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並開設私人醫院。此外根據一些統計數字,他們在十幾個國家中所開辦的需繳納學費的菁英學校已經超過五百所。這些學校絕大多數分佈在土耳其和說突厥語的前蘇聯共和國(如亞塞拜然)裡,但少數則設在非洲、中國及美國。

葛蘭運動也贊助國際研討會的舉辦以討論葛蘭的思想。(最近一次的研討會即在英國的上議院舉行。)葛蘭的思想大抵涵蓋三方面:其意欲結合科學與宗教的嘗試、其為現代闡釋伊斯蘭的努力、其在土耳其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如藉由其影響力管理AK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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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土拉.葛蘭於1941年出生於東安那托利亞之埃爾祖魯姆(Erzurum)附近的小村落,該區靠近伊朗和亞美尼亞邊界。他在接受伊斯蘭教育一段時間後,自 1959年起開始擔任「伊瑪目」(imam)的工作(伊瑪目在土耳其屬於公職),直到1981年發生軍事政變為止。葛蘭在政變後不久便自行罷工。本來公務人員性質的伊瑪目生活就不適合具有創造性和群眾魅力的人(凡聽過葛蘭佈道者皆言其演講常令聽者掉淚),但他在那二十幾年中卻表現得相當傑出。

當他還是伊瑪目時曾參與「光之運動」(Light movement)─一個由土耳其思想家薩伊德.努爾西(Said Nursi,卒於1960年)之追隨者所發起的蘇非道團。葛蘭後來雖然脫離該運動,但努爾西關於調合伊斯蘭與現代性、以及追求科學理性與宗教啟示間之和諧的思想,卻仍繼續影響著他。

對葛蘭來說,科學與科技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原因。首先,他將許多穆斯林國家發展停滯的原因歸諸他們對現代知識的忽視。葛蘭認為,既然《古蘭經》數次強調學習的重要,則不研讀科學就是對伊斯蘭責任的怠慢。而更受爭議的是,葛蘭認為理性與天啟之間沒有衝突,科學必須被用在瞭解《古蘭經》的奇蹟上。

有些穆斯林相信《古蘭經》包含了所有理解科學所需要的事物,然葛蘭對此不表贊同。他知道科學的發現大都只是暫時性的,科學是一種累進的事業。但他也相信當研究者對物理或生物的理解益發深入精練時,他們就和《古蘭經》所啟示的真理(如一位創造者的存在)更接近。葛蘭的這個思考方式與西方的坦伯頓基金會(Templeton Foundation)相仿─該基金會慷慨地提供補助金和奬項給對宗教友善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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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鄂圖曼以及寬泛的伊斯蘭歷史來說,蘇非思想是缺一不可的元素;儘管它屢遭打壓,卻依舊流行在許多穆斯林國家中,且擁有相當大的力量。就蘇非思想最傳統的意義而言,它是由導師和門生的關係所架構出來的,而該蘇非導師藉由一代代在世和過世的蘇非導師譜系和穆罕默德本身取得關聯。然而近年來,蘇非導師卻淪為只不過比教官好一點的輔導員,在西方尤其如此。

土耳其有兩大蘇非道團:一為毛拉維(Mevlevi);一為納格須班第(Naqshbandi)。毛拉維道團是由十三世紀的波斯詩人魯米(Rumi)所創立,其最為人熟知的就是旋轉儀式。納格須班第道團則於1389年建於中亞,其一方面保留了蘇非道團制度,另一方面也遵循著較為正統的伊斯蘭。納格須班第道團是鄂圖曼帝國最後幾年間最大的蘇非道團。目前執政的AK黨成員有許多都來自於納格須班第道團。然而,他們其中有些人對葛蘭所懷抱的敬意卻遠比對納格須班第的其他成員高。

葛蘭本身不僅未曾直接參與土耳其政治,其與政治性的伊斯蘭更是保持距離。宗教之於他,與個人的虔敬度有關,而非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他曾公開地嚴詞批評福利黨(Welfare party)領袖─內吉梅庭.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內吉梅庭.埃爾巴坎原為AK黨的先驅,其曾於九○年代末期短暫地領導與保守的正道黨(True Path party)合組的聯合政府。葛蘭甚至支持軍隊於1997年2月28日所發動的「軟性政變」,這場政變也促使埃爾巴坎下台。

經歷緊張的八○和九○年代後,如今的葛蘭與AK黨的領袖較為親善,儘管他們各自具有不同的社會背景:AK黨的基層人員多半是城市裡的窮人;而葛蘭的支持者大多出身於地方的中產階級。在葛蘭的鼓勵之下,AK黨拘泥於《古蘭經》的性格已經出現軟化,他們開始擁抱人權思想,放棄採行伊斯蘭法或重建鄂圖曼哈里發帝國的夢想。同樣地,他們放棄伊斯蘭主義的做法也鼓舞葛蘭對土耳其的軍事進行更多批判。而葛蘭媒體網絡中最受歡迎的報紙─《時報》(Zaman)也給予AK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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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而言,其能獲得多少支持,就要獲得多少支持。儘管AK黨在去年大選贏得壓倒性的勝利,但首相雷傑普.泰伊普.艾爾朵安(Recep Tayyip Erdogan)、總統阿布杜拉.古勒(Abdullah Gül)以及許多AK黨的國會議員,仍繼續與凱末爾主義份子(Kemalists)周旋;在其他相關事物的爭戰中,還包括大學裡戴蓋頭的問題。

大約百分之三十二的男孩與百分之四十三的女孩在小學畢業後就不再繼續就讀。調查顯示,十個女孩中有五個會戴蓋頭, 而政府藉由蓋頭禁令要繼續就學的女孩摘下蓋頭。二月時,國會通過修憲案,廢除自1989年施行至今的大學蓋頭禁令。然而6月5日時,土耳其的憲法法庭卻廢止此決議。(土耳其對於頭上物擁有悠久的傳統:1829年纏頭巾[turban]遭到取締後,土耳其式帽[fez]便取而代之,直到1925年凱末爾才下令禁止。)

憲法法庭最近所做出的另一個與廢除蓋頭禁令相關的決議,是聽從檢查長以AK黨成員違反憲法中的世俗原則為由、要求關閉AK黨的籲請。此決議可能會持續八個月,而在這段期間,土耳其入歐盟的計劃會因此決議而受挫,故此舉或能間接有效地終止此決議。

下令解散政黨對土耳其來說並非新鮮事─自1960年以來,土耳其已有二十六個政黨遭到解散的命運。AK黨的創始成員多半來自2001年遭到解散的美德黨(Virtue party),而美德黨本身又是由1998年被解散的福利黨的成員所組成。該檢查長深怕此種情形第三次上演,故要求所有入罪的AK黨成員不得參與政治五年。倘若該案成立,土耳其恐怕會深陷多年的政治不安中。

許多凱末爾主義份子將取消蓋頭禁令視為往伊朗式革命發展的第一步。「何梅尼已然在安卡拉復生,且獲得歐盟的支持。」一個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的民族主義份子如此告訴我。(而美國新保守黨領袖麥可.魯賓[Michael Rubin]最近也預測,當人們再也無法忍受國家的政治緊張形勢時,葛蘭就能衣錦還鄉,如同何梅尼一般,引發一場伊斯蘭政變。)

然而葛蘭本身卻贊成與蓋頭禁令和解。在安卡拉外圍的政治圈,該議題並未引發太大的爭議。根據2006年的普查,戴蓋頭的女性在比例上已較1999年時少。此外只有百分之三點七的受訪者認為蓋頭事件是土耳其目前最迫切嚴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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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黨是由一群重量級的思想家所組成之複雜精妙的組織—其中人員如科學家伊布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為政經社會基金會(SETA)的思想巨擘;又如前國際關係教授阿赫梅特.達悟特歐路(Ahmet Davutoglu),現為艾爾朵安外交政策的主要決策者。

AK黨的領袖群和葛蘭一直努力地推動土耳其入歐盟案,部分原因就是為了捍衛宗教自由。(不過對於凱末爾主義份子而言,他們努力推動土耳其入歐盟的原因卻剛好相反,他們是為了阻礙宗教政黨的發展。)然而如今土耳其亟欲進入歐盟的計劃已然緩和下來,有些AK黨的思想家對成為歐盟會員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不再熱衷,達悟特歐路已開始談論土耳其在全球所能扮演的角色,而非只侷限於歐陸。

即使歐盟狂熱在土耳其已然消褪,但在布魯塞爾仍然討論著關於土耳其政治名譽的一些議題。當然,其中之一就是長久以來的軍事干政。此外還有少數族群權利問題,這也是目前土耳其正在處理的議題。由於共和國迄今仍然立基於「所有土耳其人都是說土耳其語的順尼穆斯林」的基礎上治國,故所有關於信仰、語言及文化的其他表述都受到壓抑。連贊成擁有較多宗教自由的AK黨,也已放慢推動土耳其境內庫德人和阿拉維(Alevi)少數族群權利的腳步。

葛蘭早已公開支持國家政體與包括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在內的政府機關。他在過去也曾支持前中央集權的總統蘇萊曼.德米雷勒(Süleyman Demirel)與土耳其七○年代的左派英雄布倫特.艾傑維特(Bülent Ecevit)。然而許多凱末爾主義份子並不相信他,他們認為葛蘭就像是裝載政治性伊斯蘭的特洛伊木馬,他對AK黨政府的支持只是對其真正目的的一種掩護。葛蘭長期以來就是如此飽受反世俗主義的指控,但在2006年其已獲判無罪。

在過去幾年間,葛蘭在美國過著自我放逐的生活,他的健康一直不是很好。雖然以當前的氛圍來看,空氣中仍嗅得出禁令的味道,葛蘭要返回土耳其的機率微乎其微,然而關於他要返國的謠言卻已不逕而走。然無論如何,葛蘭在流亡期間,已成功地在海外獲得許多人的支持,並成功地建立學校網絡─最近的一間才剛在巴基斯坦開幕。

傳統的蘇非領袖會在臨終時指定一位繼承人,但葛蘭並未這麼做。也許他根本毋需這麼做,因為他的思想將可藉由已譯成二十一國語言的書本、DVD、MP3、錄影及網站流傳。無論葛蘭是否要返回其出生地所在的祖國,其教誨所代表的絕對是千真萬確的現代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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